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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伍斯诺:美国农民抱怨遭中国“控制”:我老爱国了

  【文/罗伯特·伍斯诺】

  华府失灵了

  美国乡村对华府积怨已久。乡村选民曾经感谢富兰克林 · 德拉诺 · 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将他们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但对其后来的表现多半是不以为然的。他们尤其不喜欢农业调整法案*以及罗斯福“填塞法院计划”的举动。艾森豪威尔是他们的人,但他家乡所在州的农民却不喜欢他的农业政策。他们为支持过尼克松而感到羞愧,卡特也让他们失望。他们同意里根的说法:“政府不是答案;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在2000年以及2004年乡村选民大多数支持了小布什,但我在2007年、2008年访谈过的许多人却对伊拉克战争日益厌倦,对他没采取措施削减赤字、限制堕胎感到不满。他们不太喜欢巴拉克 · 奥巴马大概也不足为奇,不单是因为他的种族,更因为他是自肯尼迪以来(不包括老布什)唯一没把自己的形象包装成小镇农村背景的总统。他们喜欢约翰 · 麦凯恩(John McCain,1936—2018),因为他曾经是一位战争英雄,他们还喜欢萨拉 · 佩林(Sarah Palin),因为她自称来自小镇并为美国草根人民代言。

  在我访谈的社区里,选民关于联邦政府的评价在我们谈及的话题中是最为激烈的。他们对于镇经理或镇长也偶有怨恨。不过,地方官员只要是懂得社区惯例的局内人,一般起码能得到及格分。州长、州议员得到的反馈就有好有坏了。不加税的州长、经常走访社区的代表会得到正面评价;其他人就不行了。联邦政府是不一样的,它很遥远却又很碍事,专业化却又缺乏常识。

  对于追踪政治头条新闻的人来说,也许很明显的一点是,乡村选民对华府没能降低本地失业率、没能减少税收很不开心。在听本地人讲述时,一个别样的图景会浮现出来。小社区有能够解释现状的历史故事。湾谷镇以白人为主的居民耳熟能详的故事是联邦政府在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对他们生活的侵扰。关于重建之前以及结束后发生的事,他们并没有多说,但有些老辈人记得,在1964年林登 · 约翰逊力主废除种族隔离时,他们给戈德华特(Barry Morris Goldwater,1909—1998)投了票。

罗伯特·伍斯诺:<a href=美国农民抱怨遭中国“控制”:我老爱国了”/>巴里·戈德华特 (Barry Goldwater)。来源:wikipedia

  美地镇的故事说的是,他们早期的定居者为了逃避欧洲各国政府的迫害来到美国,自那以后他们的后代对强大的政府都持怀疑态度。新堡镇的故事讲述了他们在南北战争中为北部联邦战斗的历史,这对于一个新英格兰小镇来说不免奇怪,因其背景是小镇居民有一半都支持南方主张州政府权力而反对联邦政府。

  在湾谷镇距离县政府大楼一街之隔的街道上,拉夫 · 帕特森牧师主持着镇上最大的新教教堂。在大部分礼拜日9点、11点的礼拜活动时,圣所里几乎座无虚席。这里的居民对待自己的宗教信仰特别认真。帕特森牧师是本州人,熟悉这个社区的情况。他对于本地事务的态度是诚心赞赏。他用平静而自豪的语气谈论着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安全感、人人互助。

  他说,最近一个家中经济支柱失业的三口之家得到了救助,就表明了人们如何在上帝的国度扮演着应有的角色。“这种感觉太棒了。”他表示。当你看到别人帮助他人或者得到帮助时,“这一刻,我们超越了自己”。

  但帕特森牧师在谈到华府时,语气就变了。怎么做才能让社区的情况得到真正好转?“华府要选个新领导!”他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本意不是关于政治后停了停,但又接着说:“华府的官员,不管是哪个政党的,那些人根本不了解湾谷这里的情况。他们不想听我们说,他们不在乎!”

罗伯特·伍斯诺:<a href=美国农民抱怨遭中国“控制”:我老爱国了”/>2010年美国人口普数据显示41.5%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来源:VOX

  他说,他们在乎的只是自己的特殊利益团体,在乎自己在选举中连任。“我们这些人特别想去那里搞一次彻底大换血!”他大声道,“只是想把一些有常识的人选进华府。”如果说湾谷镇的居民是靠常识生活的,他不理解联邦政府为什么不能按同样的方法做事情。

  这还让他想到湾谷镇人讨厌华府的其他原因。“华府的那些人,自以为比我们明白,他们拿我们当二等公民对待,好像我们是愚蠢的乡巴佬,好像我们不了解现在的情况。”

  帕特森牧师几乎预见到了2016年的选举结果。他声称:“我觉得,再过几年,华府那些人会后悔莫及的。大家都受够了,我们想把其他一些有常识的人选上去。”

  华府遥不可及

  乡村居民对于华府最常见的抱怨与帕特森牧师的评论较为类似。华府在地理上、文化上都远离他们的社区。就他们所见,联邦政府根本没兴趣试着理解乡村社区的问题,更谈不上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这种情绪特别普遍、特别强烈,以至于我们难以摸清它的真正含义。显然,这种情绪不仅仅是一种本能反应,它跟联系乡村社区习惯生活方式的各种纽带是紧密相关的,而华府就是拆散这些纽带的罪魁祸首。

  小镇生活的基本面不仅仅是“乡村”,而且更为“细小”,也就是说所发生的事情都近在眼前,居民们能亲眼见证,近距离感受到,从而能够理解并且有望施加影响。不管华府在人们心目中是在“上面”“下面”,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它都太遥远了,我们访谈过的人都无法理解它—“太远了,我只能感到无奈。”他们也很确信,华府并不理解他们。“他们就是不愿意听我们这里的人说。”

罗伯特·伍斯诺:<a href=美国农民抱怨遭中国“控制”:我老爱国了”/>罗伯特·伍斯诺接受采访谈论《留守者》。来源:alexjoyner

  不管华府愿意倾听的对象是谁,他们都不是“小”人物。不是小农民、小企业主,也不是住在小地方的人。他们是“大”人物,是大的利益集团、大城市、大企业、大农场主。华府本身就很大,大到不可能办成事,被那些只知道吹牛皮的公子哥们把持着。那里是“一帮自以为是的家伙”,想出一些并不实用的漂亮点子。华府在想方设法挽救或者调整大银行,而与此同时小银行却在受苦。华府在迎合农业利益集团和政治说客,置小农民于不顾。“关心小人物”是一个被人频繁提及的诉求。

  华府与乡村地区的疏离感让人想到数十年以来我们对城乡差别的感受。到了19世纪末,乡村在许多城里人的眼中已完全变了样,既粗鄙又无知。那个曾经激发杰斐逊主张平均地权论的理想之地,现已有大量人群恨不得逃离农场,到城里去过上更好的生活。乡村人可以争辩说,(这是“乡村土耗子”跟“城市时髦人”的对决)城市中虽有黑帮肆虐、奸商横行,但当时缺少并渴望电灯和室内管道的人是他们,20世纪门肯(Henry L. Mencken,1880—1956)笔下所言“类人猿农民”(simian peasants)以及理查德 · 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所说的“偏执狂风格”(paranoid style)也是他们。

罗伯特·伍斯诺:<a href=美国农民抱怨遭中国“控制”:我老爱国了”/>理查德 · 霍夫斯塔特所说的“偏执狂风格”。来源:wikipedia

  在我的访谈中,乡村选民认为华府袒护城市利益的看法频频出现。“不要忘了我们,”一位中西部人呼吁道,“也许我们的人口没有城市多,但我们代表了城市永远不会有的一种东西。”另一位说:“不要只关心你们城市地区,我知道钱在那里。但关心关心你们的乡村地区吧,那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依然强烈。”然而,这些担忧反映了21世纪的现实以及由来已久的疑虑。例如,当他们被追问所谓城市利益指的是什么时,回答通常是奥巴马政府帮助华尔街和通用汽车摆脱困境的事情。

  他们对于“华府”和“城市”的看法其实差异很大。他们当然觉得在根本上城市与小镇不同。你在城市里很难搞清方向,更容易成为犯罪事件的受害者,难以像在乡村一样秉持人人都一样的信念。然而,城市并不是未知的所在。我们访谈的许多小镇人都在城市度过假,在城市做过生意,认识住在城市里的人。住在城市里的子女甚至邻居家的子女要是过得好的话,他们会自豪。许多人有住在城市里的兄弟姐妹。

  城市也并非是不受欢迎的地方。城市是好玩的去处,他们去过城市,而且会对进过城这件事津津乐道。城里人可能需要认识小镇的重要价值,但我们聊过的乡村人没有一个声称乡村社区才是“真正的美国”。

  对城市的看法很少会导向对于富人的负面评价,而富人们显然大多住在城市里。他们偶尔会抱怨自己社区里熟悉的某位富人摆着架子。除此之外,对于富人的评价通常是赞许的,由此可知:他们社区中富有的农场主、企业主、医生等群体是通过辛勤工作赚到钱的,这些人对其他人不错,为了支持社区组织做了分内甚至更多的贡献。这些方面的看法与19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者表述的乡村人怨言是大有不同的,后者的批评主要针对铁路大亨收取剥削性的运输费用、东海岸银行家对农业贷款收取过高的利率。在这些方面,受访乡村人的生活与海滨城市里的有钱人很少有交集。

  华府扰人不倦

  华府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仅又大又遥远,而且感觉它是在用造成危害的方式侵扰着小社区。最能表述这种观点的说法是:就是华府“不管我们”了,那华府也不会坏到哪里去。但是华府并没有不管他们。当学校或者改造项目需要资金的时候,它出现在他们的集体生活里。它以规章制度和税收的形式出现在他们的个人生活里。

  镇经理、镇长、镇议员大多认为,华府通过不给经费的授权来干涉社区事务。有一个社区的领导不大高兴,因为要求他们建一个新的垃圾处理场,以符合联邦政府的规定。还有一个镇的领导表示,由于新的规范,他们镇的医院面临着关门的危险。还有一些怨言则集中在为残障人士提供应急预备方案及膳宿条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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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一名男子站在一辆免费的拖车前,他正在对房屋进行维修。来源:inthesetimes

  “你们拿一大堆任务砸在我们头上,”东海岸一个5000人社区的镇经理解释道,“但是很困难。我们就是没有钱啊。”他接着说:“如果这些事必须做,就意味着像警局、公园、垃圾回收、学校这些对大家真正有影响的事业会成为裁减的对象。这太闹心了。”他们的担忧在于,联邦政府的这些强制执行令不见得是坏主意,只是镇里的预算已经很紧张了。如果有资金,镇领导是乐于照办的。

  受到茶党鼓动的人就不这么看了。他们认为,联邦政府的行为不单是侵扰,而且是违宪的。正如西南某州的一位活动分子所说的:“我们希望掌控局面的是本地人而不是联邦政府。我们必须遵循宪法的精神。联邦政府插手了很多与宪法职责无关的事情。有些事我们就不应该参与。负责当地事务的应该是当地人和州政府。”

  对于并非活动分子的居民来说,他们的怨言一般集中在税收上。各地纳税人大概都有—税收太高的感觉。除此之外的怨言还有,税收资金从小镇流失,补助了一些对小镇并无助益的项目。这就是对政府救助华尔街、通用汽车的怨言。正如一位南方小镇的女士所说:“大公司能得到税收优惠,却要小社区为他们买单。”这种怨言也出现在对城市改造、住宅项目的批评中。不过,这些担忧往往并不具体,只是认为华府不了解情况瞎指挥。

  在这方面,农民远比普通的小镇居民更为知情。农民的生计受到了政府农业政策的直接影响。这些政策对我们调查的许多社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除了在当地经济中的作用,它们还影响了舆论,通常是通过在县里的议事委员会发挥作用。对于半退休的农民以及农闲时得空的农民来说,舆论则发生在当地的咖啡馆里。他们的观点是,政府就不应该插手农民的生活。“别指手画脚,让我按自己的心意做事。”一位来自大平原北部的人说。另一位说:“别碍手碍脚的,让我自己尽情发挥。”

罗伯特·伍斯诺:<a href=美国农民抱怨遭中国“控制”:我老爱国了”/>一名美国农民在一台农务设备前。来源:oecd

  他们的评论中类似“一边儿去”“别管我”“不要插手我们的生活”之类的情绪反映了多年来农民们的郁闷心情,他们感觉自己像是任由贸易政策、贸易计划摆布的棋子;今年的目标是抑制供给,明年又要刺激供给。这里面有时还体现了农民们所谓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源于他们感到自己因为住在乡村、干体力活而被别人瞧不起。他们觉得,自己跟其他人一样聪明,跟得上关于农学、畜牧业、环境等的最新咨讯。

  讯。正如一位女士表示的:“别因为我是农民就觉得我很笨,什么都不懂!”许多人是在用价值数十万美元的设备干农活的。他们觉得,政府总爱放马后炮,对他们的决定品头论足,而没有尊重他们的农耕经验。有位农民说:“医生跟政府说,别妨碍我,让我自己行医;我也会这么说。”

  但是农民们也就华府提出了一些极有见识的想法。他们每年必须报告自己的耕地面积而且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要报告收成而且也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他们心知肚明,无论愿意与否,政府都会参与他们的生活。就像镇上的企业经营者,他们的税收反映了基于燃油价格、劳动成本、资本收益、折旧等之上的利润和亏损。他们根据国际预测以及参与期货市场来计算净收入。他们知道,自己的年收入可能仅仅由于天气就会发生变化。我们访谈过的农民,无论是生产小麦还是玉米,大豆还是棉花,奶制品还是水果蔬菜,都认为政府对农作物的保险补贴是必要的。它不但让农民经营稳定,还有助于让每年的消费价格稳定。

  农民对于环境保护规定的看法就比较不一致了。一方面,他们基本同意气候变化是需要解决的人为问题。他们在自己的农场上见识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感到石油价格可能会持续上涨,知道有邻居正在尝试使用太阳能以及节能、保水的耕种方法(或者自己正在尝试)。他们大都同意,需要制定规章制度保证食品卫生,监控并限制基因工程,控制外国商品涌入。

  另一方面,他们担心,一刀切的规章制度会让小农场主更难维持经营。大型农业企业可以聘用政策说客就生产昂贵的转基因种子以及使用农药施加影响。农业企业还可以聘用律师去质疑关于化学制剂、牲畜栏径流污水、耗水量等的规定,小农场主就没有这能力了。他们说,连记账工作都变得越来越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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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湾谷镇附近的一位农民对这种情况做了精妙的总结:“我只是想多些自主权,”他说,“但我不知道怎么得到自主权。”他知道,问题不仅仅在于联邦政府在对他指手画脚,还在于全球化经济,在于欧洲、巴西、中国。“我是爱国的,”他说,“咱们国家应该掌控自己的命运。我不喜欢受到其他国家的控制。”

  听了农民和小镇居民的评论,感觉他们似乎只会发牢骚,而没有就自己讨厌的法律争取更多的知情权,不懂得如何在法律框架下行事。可是这种感觉也并不完全准确。在我们访谈的农民里,有一些人在州里和地区的委员会任职,有几个还曾经作为代表跟随决策者访问中东和拉丁美洲地区。即便是小农场主,他们对于联邦政府具体农业规章的熟悉程度也是让人吃惊的。

  小镇官员在这方面大有不同。按规矩,领薪水的镇经理更加知情,也更清楚地懂得他们必须比民选镇长、民选委员更知情。事实上,我们访谈的人当中镇经理是最郁闷的,但他们的愤怒通常指向本社区居民的无知,而不是华府。

  艾莉森 · 麦克布赖德是加州一个略少于6000人小镇的镇经理,对于让她工作难办的一系列州和联邦的规章有颇多怨言,但让她最烦心的是一位“心系”社区的公民。有一个愤怒的发声团体会声讨有关部门办事不力,此人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在该镇要去申请联邦拨款时,他自告奋勇地去了。他被陌生的文书手续搞得心烦意乱,给华府打了电话。据麦克布赖德女士回忆,他“大吵大闹”。几天后,麦克布赖德女士接到了华府的电话。“对资助你们镇目前的任何事项,我们真的不感兴趣。”打电话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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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选自《留守者:美国乡村的衰落与愤怒》——中文简体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授权东方出版中出版 [美]罗伯特·伍斯诺|著 卢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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